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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1章 《凌虚台记》行文里的玄机（第1页）

嘉佑八年（1063）六月初十，苏轼的二伯母去世了，当时只有苏轼的三堂哥苏不危侍奉在母亲身旁。

此时，二伯刚去世不满一年，真是祸不单行。苏轼在大堂哥苏不欺的妻哥蒲诚之路过凤翔府时，曾给蒲诚之提过此事，因苏轼大堂哥不欺的岳父家姓蒲，是蒲诚之的同族。

这年七月，宋选罢任凤翔府知府，由青神县老乡、京东转运史陈希亮（字公弼）接任。

陈希亮这个人身材矮小、清瘦，为人却刚直，面目阴冷，两眼澄澈如水。张口说话斩钉截铁，常常当面指责别人的过错，不留情面（面陈人过，退称其长，这是一种君子之行）。所以每逢士大夫宴游之时，但闻陈希亮到来，立刻阖座肃然，索然寡味，怎么也乐不起来。他对待僚属，自然更加严厉，竟然有很多人吓得对他不敢仰视。

苏轼虽是以京朝官差允（签书节度判官厅公事），可仍是个幕职，相当于如今地方政府的秘书长，职掌赞襄郡县的政务，综理诸案文移，斟酌可否。签拟后再报告郡守，或罢或行。这一职务与“一把手”公事上的关连，是极为密切的。

而苏轼与陈希亮两人的性格，却是如冰炭不相融合。

苏轼性豪阔，不会官僚滑头，而做事却勇于负责，意见不同时，便要据理力争。争议不下，这二十七八岁的签判，年少气盛，就不免行诸辞色，一点不肯屈就退让。

陈希亮也有意要裁抑这个锋芒太露的后辈，对他也一样端起架子，毫不客气，使苏轼更难忍受。府衙中的吏役，为了对这位签判的制科出身表示敬重，大家尊称之为“苏贤良”，这类颇似现代的“老师儿”称号一样，实在是一件平常小事，不料被陈知府听到了，斥道：“府判官只是协理文案的官员，有何贤良可言？”令苏轼很下不来台。

此后，凡看到苏轼有骄矜自得之意，陈希亮在苏轼登门求见时，也是故意拒绝不见。遇到府里需要斋醮祈福，苏轼负责撰写的祈祝小文，陈希亮也是左涂右改，如此往返数次，直至把文章改得面目全非，这才启用。时间久了，苏轼认为上司是在无端打压自己，遂与陈希亮交恶，如果没有公事往来，他尽量不与陈希亮接触，即使中元节这样的重要节日，他也拒绝前往知府官署与上司一同参加节日宴会。

陈希亮官僚架子很大，同僚晋见，就任由其客座中等候，久久都不出来接见。甚至有客人在客座中都等得打起瞌睡来，苏轼心生不平，作《客位假寐》诗，讽刺他：“谒入不得去，兀坐如枯株，岂惟主忘客，今我亦忘吾。同僚不解事，愠色见髯须，虽无性命忧，且复忍须臾”。

七月二十四，天久不雨，苏轼又以官家的名义赴磻溪祷雨。

磻溪，是一条溪流的名称，在今陕西省宝鸡市东南，相传是姜太公钓鱼的地方，今存有钓鱼台。在古诗词中，磻溪也会代指姜子牙。

苏轼一行走了一天，夜宿虢县。翌日晚，从虢县南渡渭水，晚宿古时候曾氏所建的僧舍曾阁。

时近夜半，苏轼却无法入眠，看到壁上有前县令、自己的四川老乡赵荐的题名。想起此前自己在凤翔府的大雪天，病中曾收到赵荐来信时的欣喜，如今已是“故人渐远无消息，古寺空来看姓名”（《七月二十四日，以久不雨，出祷磻溪。是日宿》）。

宋时官员的出行祷雨，必须要赶在黎明时分进行，因此五更前就要起身前往。所以说，夜半三更时是不能睡着的，而山中僧舍又没有更漏可听，只有麻烦仆夫频频出门察看天上的北斗星了。

古人通过观察天象、星宿、月亮和自然现象来判断时辰，他们结合生活经验和季节变化来推算时间。

此外，古人还观察月亮的位置和形态来判断时间。农历中，满月、新月、上弦月、下弦月等不同的月相和位置，都能反映出一个月的不同时段。通过这些月相的变化，古人能够较为准确地判断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更替。

除了天文观察，古人还采用了其他巧妙的方式来辅助计算时辰。例如，水漏计时法，通过水滴的流动速度来估算时间。还会结合了生活经验和季节的周期性变化来补充推算时辰。比如，古人常根据鸟兽的活动、植物的开花结果、虫鸣等现象，来感知不同时令。

这些观察都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界的敏感和对时光流转的深刻认知，古人对时辰的精确把握，不仅仅是为了生活的需要，更是一种对宇宙法则的理解。